当前位置:首页 > 廉政教育 > 廉政文苑

福建日报:俸余只剩买书钱

来源:福建日报 时间:2019-12-16 08:59 字号:

  “一别家山又九年,俸余只剩买书钱。” 这是以正直不阿、敢忤巨奸而著称的清末御史江春霖的诗句,也是他五任御史、辞官故里的真实生活写照。

  江春霖(1855年—1918年),字仲默,号杏村,福建莆田人。光绪二十年(1894年),他登三甲进士,历任翰林院庶吉士、武英殿纂修、国史馆协修等。光绪三十年(1904年)考取御史第一,补江南道监察御史,旋掌新疆道,历署辽沈、河南、四川诸道监察御史。

  作为言官,肩负着监督朝政和吏治的重责,江春霖任谏官五六年间,弹章数十本,劾及亲贵、权臣、疆吏等,从庆亲王奕劻父子,至军机大臣、尚书、侍郎、总督、巡抚,直至都御史,被指名道姓的达15人之多,揭发他们结党营私、卖国求荣,执政不公、贪赃枉法,鱼肉百姓、奢侈荒淫等滔天罪行,均言人之所不敢言,义正词严,声震朝野。

  时庆亲王奕劻父子把持朝政,卖官纳贿,树党营私。御史赵启霖首揭其奸,于光绪二十三年(1897年)四月专折奏劾直隶道员段芝贵以“歌妓”杨翠喜献给奕劻长子载振为寿礼,因得署理黑龙江巡抚。这就是轰动全国的“杨翠喜案”,结果赵启霖被诬言事不实而革职。江御史对此忍无可忍,连上两疏,载振不得不将翠喜“赠”给兵部候补郎中王益孙,索价3500两银子。江御史又上奏要求按律惩处他们,以伸国法,最后迫使载振具疏辞职。

  江春霖还不畏权势,多次上奏弹劾庆亲王奕劻父子和洵、涛二郡王的贪赃枉法、卖官鬻爵等。特别是他果敢地指出奕劻“老奸窃位,多引匪人(指袁世凯等)”。袁世凯因戊戌(1898年)告密之功,备受宠信,与奕劻父子互相勾结,权倾朝野,不可一世,无人敢撄其锋。唯江御史与之针锋相对,在袁世凯祝寿(50岁生日)后的第19天,专折严劾袁世凯“权势太重,请加裁抑”。疏中列举其交通亲贵、把持台谏、引进私属等十二条罪状,指出其危害是“臣之有作威作福,其害于尔家,凶于尔国”。这是历史上最早的一篇讨袁檄文。江御史以大无畏的精神,敢于批龙鳞、捋虎须,故有“直声震天下”之誉。时人评他“清御史第一人”,实不为过。

  从光绪三十二年至宣统二年(1906年—1910年),江御史在短短的几年间,所上的重要奏疏和奏片,数达六七十件之多,平均每月就有一件,且件件与国计民生有关,忧国忧民之心溢于言表。江春霖终因屡劾亲贵、权臣、疆吏,触怒了朝廷,而被罢免御史之职。因他“平日戆直,尚无劣迹”,所以谕旨责其“回原衙门行走,以示薄惩”。

  江御史遭受放逐,一时群情激愤,舆论哗然。全御史台除涂国盛一人外,其余53人联名奏请朝廷收回成命,让江春霖继续留任效用,以尽其职,但无结果。此时,春霖“知时事不可为矣!遂告归养”,辞官回故里养母。

  出京之日,他行李萧然,除朝衣外,只有旧衣几件、旧书数部而已,别无他物。正如他作《由都察院还词馆乞归养亲留别都中知己》诗中所言:“一别家山又九年,俸余只剩买书钱。”全御史台同僚素知其贫,大家凑上2000两银子,作为给他送行的赆仪,春霖却婉辞不受。

  临走之时,京师政、学、商界知名人士聚会湖广会馆欢送,到会者数以万计,送行者倾城而出,不管男女老少,争以一睹风采为荣。都中人士送行诗文不下千首,近代著名小说翻译家林纾也画《梅阳归隐图》,并作序赠给他。

  宣统三年(1911年)3月初,春霖南下返乡途经上海,14个团体在张园、安垲等处开欢迎会,参加者达5000余人,盛况为晚清所罕见。回莆田时,县城人士隆重聚会于兴化府学明伦堂,欢迎江御史入城,与会者逾万人。一个四品御史竟受到如此规格的欢迎礼遇,实属难得,的确令人深思。

  诚然,封建时代的读书人,一般走的是由士入仕的道路。有的人是躲在封建政权的羽翼下,玩弄权术,媚上欺下,求得自身的荣华富贵。然而,江御史却像黑夜长空中一颗耀眼的星星,凭着自己的远见卓识,利用言官的有利地位,针砭时弊,刺贪刺虐。其奏折笔锋犀利,入木三分,表现出封建时代正直廉洁官员的骨气和豪气。(林祖泉)

附件下载:
相关链接: